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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认识文学的“自觉时代”

2000-07-19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卫绍生 我有话说

第一次接触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这样的字眼,是在大学时期听老师讲“建安文学”,并在那个时候读到了鲁迅先生的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,对鲁迅先生所说的“用近代文学的眼光来看,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‘文学的自觉时代’,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(Artforartsake)的一派”有了最初的印象,至于为何说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,却不甚了了。

后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,发现文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接受了鲁迅先生的说法,认为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“自觉时代”,自己也曾经撰文从文学观念的自觉、文学创作的自觉、文学批评的自觉几个方面,来论证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。在论述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时发现,可以证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“自觉时代”的材料并不是十分充分。除了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、《与吴质书》,曹植的《与杨德祖书》,徐干的《中论·艺纪》,以及杨修等人零星地涉及到文学的文字外,没有更多的可资借用的材料。如果把下限后移,将陆机、挚虞、刘勰、钟嵘等人包容进去,论述文学观念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,不仅免去了材料不足的尴尬,而且也更有说服力,更容易为人所接受。此念一闪而过,很快就忘却了。

没有想到,一闪而过的念头,若干年后却在闵虹教授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中有了回声,得到了印证。拜读及此,不由得为终于找到了同调而甚感欣慰。

通行的文学史大都是以作家、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描述为范式。这种范式使得文学史方面的新作不免给人似曾相识之感。而闵虹教授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却另辟蹊径,令人耳目一新。它不因袭旧有文学史的框范和构架,摆脱了以历史分期为文学史分期的束缚,跳出了以作家作品设置章节的圈子,而是着眼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,以文学样式的发生、发展和嬗变为线索,通过对不同文学样式发展演进轨迹的描述和分析,探讨文学和文体自身发展的规律。看一看本书章节题目的设计,就不难体味出本书编著者的探索精神和良苦用心。

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作“萌动时代”、“结胎时代”、“自觉时代”、“青春时代”、“深化时代”、“变奏时代”、“俗化时代”、“涅?时代”、“蜕变时代”等九个部分,大体勾划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演进的轨迹。虽然其表述与概括还有一些值得商榷,虽然其对不同时代的阐释还有待丰富,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照和审视中国文学,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原因,尤其是对不同文体发展流变的把握与描述,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跳出了社会学、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范式,也跳出了作家、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套路,转而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和从文学样式自身发展的角度,来重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学,这样就比较容易切入文学的本质,深入审美的和艺术的层次,发现和认识文学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与学科的规律性的东西。

即如文学的自觉时代,如果局限于学界传统的观点,定位在建安时期,编写者同样会遇到笔者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难题和困惑。可是,把时间从建安时期向后作适当的延伸,譬如延伸到两晋或是延伸到南北朝时期,文学观念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,就不成为问题了,因为陆机的《文赋》、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和钟嵘的《诗品》,已经回答了文学、文本、文体以及文学批评诸方面的问题。论述文学观念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,也就不必为材料的不足而费心劳神了。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的编写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,将文学的自觉时代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扩展了时限,充实了内容,合乎文学发展的实际,避免了笔者曾经遇到的困惑和尴尬。

笔者没有就此问题和编写者交换过看法,不知道他们在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是怎么想的,有何理由,但笔者深信编写者在作出这样的选择时必定有过理性的思考。他们将文学的自觉时代从建安时期向后作必要的延伸,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会促使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作进一步的思考,重新认识文学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时代。

文学的自觉时代无疑是以文学的自觉为标志的,而文学的自觉,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: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自觉的而非功利性的行为(文学创作的自觉);人们对文学的特性、功能、价值的认识至少在作家层面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(文学观念的自觉);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批评已经进入审美的或艺术的层次,且这种批评不是零星的、浅尝辄止式的或所谓的微言大义式的(文学批评的自觉)。如果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形成共识的话,那么,鲁迅先生所说的“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‘文学的自觉时代’”就值得商榷了,文学史界将文学的自觉时代定位在建安时期,也就大可一议了。

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文学的“自觉时代”,已经向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。这一挑战是大胆的,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它必将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“自觉时代”究竟始于何时,促使文学研究界认真检讨已经作出的定论,检讨那些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,进而促进文学研究的活跃与发展。倘如此,则编写者对文学自觉时代的重新界定,其意义要远远超出这一话题。

(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,闵虹主编,99年12月中州古籍第一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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